这个赣南小山村里，曾经“藏着”苏区最大的红军医院

江西日报全媒体首席记者朱华 通讯员黄晓明、卢婷

江西兴国，是著名的红军县、模范县、将军县、烈士县。很多人都知道兴国，却常常忽略这里有一处重要的历史遗存——中国工农红军总医院和军医学校旧址。

旧址位于县城东北约25公里处，一个叫茶岭的小山村。这里，曾一度是中央苏区时期规模最大、驻扎时间最长、功能最完备的医疗中心，同时也是人民军队卫生人才的“黄埔军校”，堪称“军医摇篮”“红医圣地”。

一个直接关系到红军战士生命健康、维系着部队战斗力的重要后勤机构，为何没有选择设在中央机关附近或者条件较好的县城，而是隐匿于这个群山环抱的小山村？要回答这个问题，必须先重温这段波澜壮阔的红色历史。

兴国烈士陵园陈列的茶岭红军总医院微缩景观。黄贻辉/摄

 

红军总医院为什么会在兴国？

红军总医院的诞生，是反“围剿”烽火硝烟中的必然选择。

1930年到1931年，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、朱德的直接指挥下，连续赢得3次反“围剿”的胜利。当时，红军的医疗保障体系尚处于草创阶段，大量伤员无法得到及时有效地治疗。创办一所集中化、正规化的后方总医院，成为恢复红军战斗力的紧迫任务。

1931年9月23日，刚刚打赢第三次反“围剿”，毛泽东、朱德就在兴国发布命令：“各军留下之临时病院，统归后方总医院指挥。”第二天，主力部队在向福建开拔前，将六千多名伤员转运至茶岭地区。

从此，一个集中化、大规模的红军总医院成立了。此后近3年时间里，茶岭的红色医务工作者秉承“一切为了伤病员”“一切为了革命战争”的精神，精心医治了大批的红军伤病员，为苏区革命斗争发挥了巨大作用。

 将如此重要的机构设在兴国茶岭，是当时党和军队领导人经过深思熟虑的战略选择，也可以说是天时、地利、人和共同作用的结果。

天时，伤员有就近救治的现实需要。第三次反“围剿”决定战局走向的几场关键战役，都发生在兴国县境内。将总医院设在战场附近，就近安置伤员，意味着可以最大限度地缩短伤员转运的时间和路程，减少转运途中的颠簸与二次伤害。可以说这是一个巧合，也是“历史的选择”。

地利，茶岭有得天独厚的地理隐蔽性。茶岭村群山环抱，森林密布，不仅地形易守难攻，也为医院提供了绝佳的伪装，可以有效规避敌机的侦察和轰炸。同时，当地土地肥沃、物产丰富，便于红军就地获取生活补给。

人和，兴国有不可替代的群众基础。兴国县更是苏区的模范县，是红军兵源、干部和物资的重要来源地，群众革命热情极高，而茶岭地区在苏区初创时期就曾是红军的活动据点。良好的革命基础，深厚的军民“鱼水情”，是医院能够在这里扎根、发展、壮大的根本原因。

红军总医院旧址。黄贻辉/摄

 

“土屋医院”里的红医传奇

如果时间可以穿越，走进1932年的茶岭村，你看到的是由当地祠堂、庙宇和民房改造而成的院舍，泥墙、木梁、茅草顶，空气中弥漫着草药、血腥与泥土混合的味道。在这个看似原始的“土屋医院”，一群白衣战士用意志与智慧，书写了一段荡气回肠的红医传奇。

红军总医院里，有包括戴济民、陈志方、李治、孙仪之、彭龙伯等十几位苏区名医，设有病床200张，甚至还拥有全苏区唯一一台50毫安X光机。

为了更好救治伤员，他们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分级诊疗流程：伤病员入院时，首先被送到设在村外山脚下的第五所进行清洗、分类和简单处理；之后再由担架队送入总院，由院总部负责复杂重病号和外科手术，其他各所则按伤情轻重分别收治。这个流程清晰、分工明确的体系，让有限的医疗资源发挥出最大效能，也为后续苏区医疗体系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。

当时的医疗条件之艰苦，足以让任何一个现代医生感到不可思议。没有手术镊子，就用竹子削成竹夹子代替；西药奇缺，便发动军民上山采集中草药；纱布严重不足，就将用过的纱布反复清洗、高温蒸煮、淡盐水浸泡消毒后再次使用。没有手术室、病房，就借用祠堂和庙宇等场所。这些看似无奈的举动，背后是医护人员“一切为了伤病员”的责任心和智慧。

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，红军总医院先后治愈了包括萧克、罗瑞卿、王稼祥、陈伯钧、贺昌等在内的大批红军领导干部和上万名普通战士，让他们重返前线。

军队打胜仗，人民是靠山。兴国县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将支援总医院当作头等大事，经常组织慰劳队、洗衣队，为医院送来猪肉、蔬菜等物资，县里的工农剧社和“蓝衫团”（文艺宣传队）也轮流慰问演出，用歌声和笑语驱散伤员的病痛与乡愁。

开国上将萧克晚年曾动情地回忆起一幕场景：对于做了“离断”（截肢）手术的重伤号，慰劳队的女同志像母亲和姐妹一样，一口一口地端汤喂药，说着安慰鼓励的话语。有的哺乳期妇女看见伤病员不吃也不喝，急得暗暗掉泪，主动解开衣襟用乳汁喂养伤员。年轻的伤员感到难为情，脸都红了，怎么也不吃。那一句“红军同志哥，吃了好补身子”，让在场的铁骨硬汉无不潸然泪下。

红军总医院同样对乡亲敞开大门，专门开设了十多张病床免费为当地百姓治病。在当时的档案中记载：茶岭村民曾庆海的爱人难产，医生徐健成功为其实施了当时罕见的剖腹产手术，最终母子平安；村民黄秀子的烂脚病在医院免费治疗两年终于痊愈，她抱着一只鸡来感谢，医生坚持按市场价付了两块银元。

军爱民，民拥军，军民团结一家亲。这双向奔赴、血脉相连的军民深情，正是苏区稳如磐石的社会根基。

红军军医学校旧址。曾繁根/摄

 

从“马背学校”到“红医摇篮”

医护人员稀缺，是红军总医院从创办之初开始就面临的严峻挑战。1932年8月，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迁至兴国茶岭，而红军总医院随之成为该校的附属医院和主要教学基地。

军医学校创办初期，大部分时间随军转移，居无定所，所有教学设备（几张挂图、一具人体骨骼标本、两台显微镜）仅用一匹马就可全部驮走，被人戏称为“马背学校”。迁入茶岭后，学校终于有了稳定安全的办学环境，为之后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。

简陋而艰苦的条件，并没有压垮师生们的斗志：教师们在油灯下自编教材，自刻蜡版、油印讲义；学员们上山砍柴、挑土搭建校舍，木板上铺稻草即成睡铺；没有食盐，大家就用旧土墙陈土熬制硝盐；毛边纸不够，大家就以树枝为笔，在地面或沙盘上练习。

学校的课程安排秉承“少而精”原则，理论与实践、教学与临床紧密结合：基础医学课首开解剖学、生理学、药理学等课程，临床医学课则以战伤救治（止血、包扎、固定、转运）和苏区常见病（疟疾、痢疾、疥疮、下腿溃疡）的防治为重点，每周还有一次雷打不动的革命形势讲解课。学员们白天在课堂上学习，晚上或许就在手术台旁担任助手；今天刚学完战伤包扎，明天或许就要到前线去实践。

学校先后培养军医200多名，培养卫生长、卫生员、药剂师、护士等四五百人。他们如同一颗颗红色的医学火种，被迅速分派到各红军医院和部队中，挽救了无数红军战士的生命。

后来，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卫生骨干，包括曾任解放军总后副部长的贺诚中将，曾任北京军区副司令的袁升平中将，曾任军委卫生部长的孙仪之少将，曾任解放军总后副部长的张汝光少将，曾任第四军医大学校长、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的涂通今少将、原北京军区后勤部副部长曾新泮少将等。

 

 红医精神在新时代绽放光芒

因为革命形势的变化，1933年8月与1934年4月，军医学校与红军总医院相继迁往瑞金，随后又踏上了漫漫长征路。茶岭的故事告一段落，但是这里播下的红医种子，终将长成中华民族医疗卫生事业的参天大树——

那所“马背学校”，在延安更名为中国医科大学，后迁到沈阳延续至今，成为中国医学教育的高等学府。

那座“土屋医院”，在艰苦的长征路上继续救死扶伤，最终发展成为今天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（301医院），成为中国军事医学的殿堂。

这一清晰的历史脉络，确立了茶岭在中国军事医学史上的源头地位。

回望茶岭，它不仅是一部救死扶伤的战地史诗，更是一部军民团结的奋斗长歌，一座人民医学教育的创业丰碑。它以最生动的实践，诠释了何为“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”，何为“一切为了人民、一切依靠人民”，更是“政治坚定、技术优良、无私奉献、救死扶伤”红医精神的最好写照。

在兴国茶岭，我们可以看到“生命至上”的人道主义，和“实事求是”的创造性智慧，更可以看到“军民一体”的磅礴伟力，和“艰苦奋斗”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。

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昭示我们：无论面对何种困境，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的意志永远是破局的利器；无论时代如何变迁，与人民群众血脉相连、同甘共苦永远是胜利的根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