艺术从来都是一条孤独的路。八大山人(朱耷)一无所有，也不受任何束缚，功名、财富、家庭。他跌跌撞撞，却始终坚持追寻自己的本心。

　　1661年，顺治帝驾崩，康熙帝即位，是日颁诏大赦。

　　1662年，康熙元年，南明最后一个流亡政府“永历”王朝覆灭。不久，清廷宣告，前明王室的隐栖者可以返回家园，不再背负政治罪名，受到政治迫害。

　　诗会上，朱耷结识了许多新的朋友，他们都是地方名流，苏剑浦、李来泰、丁弘诲、饶宇朴等。朱耷在介冈灶社的时候，就结识了饶宇朴，他们同是弘敏大师的门徒。苏剑浦当过前明临川军事，李来泰是饶宇朴的岳父，丁弘诲当过“抚州府学教授”，是饶宇朴的好友。大家以诗会友，因为一个共同的爱好而走到了一起。

　　临川文风鼎盛，是王安石、汤显祖的故乡，留有王羲之的墨池，王安石的故宅，汤显祖的玉茗堂。在临川，他们一路浏览，一路吟咏，好不快哉！登高拟岘台、流连金枙园、凭吊王安石、欣赏玉茗堂、参观文昌桥，所到之处，必留下诗词数首。

　　朱耷兴致高涨，留下十余首诗词。然而，他的诗词依然弥漫着孤独者的气息，生命的基调一旦奠定，终生都难以更改。

　　《文昌桥》中，他写道：“桥上谁携酒一壶，桥边谁忆古洪都。绿杨花好前朝市，急管风吹雨后湖。”

　　内心深处，朱耷渴望过上一种文人雅士的生活，那是家族几百年来的传承，是他理想中的王国。他参加诗会，他享受其中，他感性于这样生动的生活场景。

　　康熙六年(1667)，弘敏大师亲手建设的耕香院终于落成。

　　朱耷此时早已在耕香院定居。耕香院凝聚了弘敏大师十多年的心血，这里的一砖一瓦、一草一木，都是大师亲自挑选、督建和种植。大师年事已高，他希望朱耷有朝一日能够再次传承他的衣钵，主持耕香院。可是，此时的朱耷，却不再是一个静心修禅的僧人，他与外界的交往，越来越频繁。

　　他的书画在社会上已小有名气，来索画求字的，渐渐多了起来。

　　继《墨花图卷》(1666)之后，他还为吴云子画扇面，为孟伯书《题画诗》轴。

　　康熙十年(1671)，一个叫裘琏的年轻书生走进耕香院，专程来寻访一位名叫“芦田释雪个”的僧人。朱耷没有想到，两人一见如故，裘琏将深深影响他人生的走向。

　　裘琏(1644-1729)比朱耷小18岁，浙江慈溪人，清代戏剧家，人称横山先生。他早年跟随儒学大师黄宗羲学习，精通诗词戏曲，爱好书法绘画。同时，他喜欢结交风雅人士，和许多当时的社会名流都有交往。

　　康熙九年(1670)，裘琏的岳父胡亦堂担任新昌(今江西宜丰)县令，裘琏陪同岳父到任。他听说宜丰县隔壁的奉新县耕香院里住着一位精通书画的神秘高僧，于是，就有了1671年和朱耷的这次相遇。

　　这次相识是欢愉的，他们十分投机，促膝长谈，佛法、诗词、书法、绘画、人生。在交谈中，朱耷流露出了他对佛法的理解。在他看来，小乘佛教讲究的是众生皆苦，讲究个人修炼。而大乘佛教则主张人生自我解脱，讲求普度众生。他更讲到自己，孑然一身，“涅槃”何难？难的是由“菩萨道”“回向”人间，由出世到入世，为众生舍身。能以出世心态，做入世事业，报答天下苍生，为万世共享，才真正称得上是功德圆满。

　　裘琏听着不觉入迷。分别时，裘琏作《赠别雪公上人》诗二首，并盛情邀请朱耷去新昌做客：“莫负渊明里，还来看菊花。”

　　第二年，朱耷接受了裘琏的邀请，不久就去了新昌，并随后多次前往。他们在新昌一同游历、听雨、参禅、写诗、作画。

　　后来，发生了一件大事。生活啊生活，又给予了朱耷致命一击。

　　康熙十一年(1672)，朱耷生命里最重要的一个人，弘敏大师去世，享年六十七岁。

　　其实，朱耷早已看透生死。十八岁那年，他就死过一次。是师傅给了他第二次生命，让他从深渊里爬了出来，从苦海里上了岸。师傅领他进了佛门精妙的世界，安顿了他的生命，更安顿了他的心，整整二十年哪！他跟着师傅，学佛、参禅，师傅是他的一座山，一艘船，一盏灯。可是，山倒了，船沉了，灯灭了。生命再次让他感觉到了痛苦，他四十七岁了，纵然心里掀起千层的巨浪，伤口的血滴满一地，他也要沉默着、忍耐着，像沉默的地下河流，只有自己能感受到自己的汹涌奔腾。

　　裘琏看到了朱耷的痛苦，他希望朱耷能够离开耕香院，在新昌买块山地盖个宅子，从此在新昌定居下来。可是，朱耷婉言谢绝了。

　　朱耷再一次躲进了耕香院逼仄的小房子。他不礼佛，也不参禅，甚至连画笔也很少拿起。

　　1674年端午节后的第三天，朱耷突然出现在奉新县的奉新寺，他要找朋友，寄居在这里的黄安平居士，办一件大事。

　　他打算为自己留下点什么！他不希望自己无声无息地来，无声无息地离开，如同一阵风吹过世界。是的，三十年以来，他一直生活在世界的边缘，社会的夹缝里，像一只隐藏在黑暗里的老鼠。他要为自己画一幅像，留下只言片语，留给这个既温柔又残酷，既熟悉又陌生的世界。

　　黄安平忙碌了好几天，终于有了这幅流传至今的《个山小像》。此画是1954年前后在江西奉新县奉先寺发现的。感谢历史的钟爱，让我们在三百多年后，依然可以一睹这位才气逼人画家的风采。

　　这是朱耷49岁时的模样，他穿着一件斜襟薄长袍，脚上是一双细麻做的鞋履，头上则戴着一顶青纱的斗笠。衣服穿在他身上，显得十分宽大，看得出来，他很瘦，清瘦的脸庞上，留着微须，目光忧郁，双手轻轻交握腰前。清朝男子的装扮在他身上看不到半点痕迹。他像一位居士，又像一位隐士，他非僧非俗，既不像显贵也不像平民，这样的装扮，在大清子民中显得特立独行。

　　朱耷用篆体亲自写下“个山小像”四个字，又仿董其昌的字体写下：“甲寅蒲节后二日，过老友黄安平，为余写此。时年四十有九。”

　　朱耷将这幅肖像画视如珍宝，在后半生中，一直带在身边，那仿佛是他亲生的孩子，是他活着的证据。他经常在上面加些文字，并请好友饶宇朴、彭文亮、蔡受为他题文。肖像画上，还盖上了一枚枚鲜红的印章，其中有一枚最为特别，“西江弋阳王孙”的朱文文印，它就钤盖在饶宇朴的题跋中间。王室子孙的身世，他从来不敢轻易示人，然而在这幅小像里，朱耷却把身世郑重地表明。

　　这些今天读起来隐晦艰涩的暗语，包含了他的宗室身份、佛门行踪、所修法门、心路历程，如果细细分析研究，是我们不断走进朱耷心灵深处的钥匙。画中人，画中话，画中印，是朱耷心灵的独白，思想的凝固，生命的印记。九段题跋，十余枚鲜红的印章，让《个山小像》成为一份生动的个人档案，更成为一件不朽的艺术精品。

　　在饶宇朴写成的跋文中，他离开耕香院的思想已然流露。他希望像五代的画僧贯休、唐代的诗僧齐己一样，云游四方、浪迹江湖。

　　他还强烈表达了出家还俗的想法：“生在曹洞临济有，穿过临济曹洞有。曹洞临济两俱非，羸羸然若丧家之狗。还识得此人么？罗汉道：底？”

　　朱耷再次审视自己走过的宗教之路。他曾经认真钻研禅宗的曹洞学说，后来又学习临济宗的理论，这两支同出一门的佛学宗派，却让他越来越心生困惑。他感到，自己与佛门的缘分已经尽了，离开的时候到了。

　　朱耷再次一无所有，生无所依。但是，生命的热情还在，使命还没有完成。

　　朱耷再次出发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