公元前3世纪，毛笔被发明。

　　秦汉时期，中国的人工制墨技术日渐成熟。

　　东汉时期，纸被发明。宋元时期，真正的宣纸出现。

　　中国水墨画所需要的全部道具都已经准备好，它即将登上历史的舞台。于是，中国古人拿起笔，研上墨，铺上纸(绢、帛)，运用娴熟的技巧，将对于人类社会、自然世界、万物生灵的观察和思考形象化地表达出来，水墨留白，虚实相生，于方寸之间描绘天地，于无声处凝眸成妙境，中国水墨画就这样惊艳地出现在中华文明的长河里。它始于汉代，自成一派，流传到现在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。今天，我们称之为国画，这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结晶，是中国的文化符号，是中国气派、中国风格的集中体现。

　　中国水墨画花开三枝，一枝为人物画、一枝为山水画、一枝为花鸟画。从汉到唐，人物画是中国绘画的主角。但是到了公元九世纪，艺术家把兴趣转向奥妙的大自然。他们意识到，大自然才是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灵感源泉，这种趋势在公元十一世纪变成潮流，再不曾回转。

　　公元十世纪至十三世纪，两宋时期，中国水墨画迎来了它的成熟时期。西园雅集的聚会上，一代文豪，优秀的诗人、散文家、政治家、书画家苏东坡(1037-1101)侃侃而谈，对于绘画创作，他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理论，即从传神论向写意论转变，水墨画应该重在意境，重在表达艺术家的心灵，而不只是竹枝或山水，“论画以形似，见与儿童邻”，这完全有别于画院派和世俗派的传统理论，即追求观者身临其境的效果。这是中国水墨画历史的重要分野，被后世称之为“文人画”的中国画时代正式登堂入室。“文人画”派重视神韵，特别看重书法、文学修养及画中意境的表达，这极大契合了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哲学审美，在苏东坡等一代代文人的亲身实践和极力倡导下，中国“文人画”快速发展，迅速崛起，逐渐成为中国画的主流。

　　江山代有才人出，各领风骚数百年。公元十四世纪，元代黄公望(1269-1354)、王蒙(1308-1385)、倪瓒(1301-1374)、吴镇(1280-1354)四大家，其绘画作品在细腻中跃动着“平淡有致”的个人气质，这完全符合理想文人对于自身气质的想象与塑造。他们的探索和努力，使中国文人水墨画的笔墨技巧在元代到达了一个高峰，这对后世的绘画，尤其是“文人画”派的“南宗”一脉影响巨大。

　　公元十五至十六世纪，明朝中期，文人画派生机勃勃，英才辈出。生活在苏州附近的画家沈周(1427-1509)、文徵明(1470-1559)、唐寅(1470-1523)和仇英(1498-1552)(“吴门四杰”)继承了元四大家的文人画传统。他们都是世家子弟，从小就受到严格的儒家教育，政治的安定和生活的有序是他们绘画创作的时代背景，从而形成了温和抒情的绘画风格，其画面清新典雅，意境空灵清旷。他们共同表达着一种知识分子的理想：人活在当下，意识静如止水，与大自然融为一体，一切都超越了“世俗”。

　　公元十六世纪，欧洲人在美洲发现了大量白银，大多数白银流入中国。白银荡涤之下，资本主义经济开始在中国萌芽，中产阶级诞生。他们虽不是达官显贵，但作为新富阶层，他们自诩为文人雅士，不再满足于衣食住行的基本需求，开始通过收藏各种物品来展示自己的财富和眼界，从精美的家具、优雅的瓷器、精密的书籍，到罕见的商周青铜器、名家书画等。私人收藏开始兴起，私人收藏家们认为，书画是人类精神世界的绝佳艺术表现形式，代表着高雅、品格和品位，这给予了晚明文人画广泛地生存和发展空间。

　　晚明时期的书画家兼艺术理论家董其昌(1555-1636)将文人画的发展推到了一个新的境界。他认为，文人画代表文化和道德的高超境界，他看不起宋代以来职业画家身上的匠人之气。他亲手梳理了中国文人书画家的谱系，从举世无匹的宋代书家米芾，到“元代四大家”(黄公望、王蒙、倪瓒、吴镇)，而后是十六世纪“文笔遍天下”的文徵明，最后到董其昌本人。董其昌对于中国绘画理论最大的贡献在于，他按照绘画风格，把古代大师按照“南北宗”系统加以分类。从此，中国文人画“南北宗”的理论深入人心。

　　晚清的徐渭(1521-1593)在书画创作上展现了惊人的创造力，他上承唐宋画家粗犷的“逸品风格”，笔法大胆而狂放，画风外露而激愤。他认为美应是“取兴于人心”，他亲手开创了文人画大写意花鸟一派，让文人画到达了浪漫主义的新境界，这标志着，表现主义在中国水墨画中初露峥嵘，中国水墨画由此从古典走向现代。

　　历史的车轮缓缓前进，却从不曾停下。徐渭的独创引领了中国文人画强大的潮流，在之后的几百年间不曾断绝。徐渭之后，谁来接过历史的衣钵，将中国文人画推向新的历史巅峰？如果说，十六世纪的中国画坛代表是徐渭，那在沉寂了一个世纪之后，谁能引领十七世纪的中国画坛风骚？中国文人画的谱系里，将加上谁的名字？时间在耐心等待，历史在向未来眺望，中国绘画艺术的王国在期待一场新的加冕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