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1月7日，半月谈微信公众号刊发《排涝抢收期间宣传“禁烧”，“板子”岂能只打基层？》，文章指出，近日，中部一地遭遇连续阴雨天气，农民争分夺秒排涝抢收之时，村里的大喇叭却循环播放“禁烧秸秆”“禁燃烟花爆竹”等信息。这一“脱离现实”的场景被曝光后，引发舆论热议，矛头直指基层工作中的形式主义问题。

笔者想说，这一幕，荒诞得让人哭笑不得。

一边是泡在水里的庄稼，一边是飘在空中的禁令。农民们弯腰排涝的汗水，与喇叭里传出的机械女声，构成了这个最令人心酸的画面。

这板子，不能只打在基层身上。

乍看之下，这又是基层形式主义的典型案例。确实，在抢收救灾的紧要关头，还照本宣科地宣传禁烧，这样的工作方式确实脱离实际。但若我们将所有责任都归咎于基层干部，未免有失公允。

要知道，基层干部大多来自农村，或长期与农民打交道，他们比谁都清楚农时农事的重要性。那么，为什么还要做出如此“不近人情”的选择？答案藏在层层加码的问责压力里。

很多基层干部道出苦衷：“每年禁烧期间，都如履薄冰。一旦发现着火点，就要面临严厉问责。在这种压力下，谁也不敢掉以轻心。”原来，许多地方对秸秆禁烧实行“一票否决”，让基层干部不得不把“避免出事”作为首要任务。

“对上负责”与“对下负责”的两难。

基层干部身处政策执行的“最后一公里”，他们既要贯彻落实上级部署，又要直面群众期盼。这本该是“对上负责”与“对下负责”的统一，但在现实压力下，这种平衡往往被打破。

当排涝抢收和秸秆禁烧这两项重要工作“撞车”时，基层陷入了两难境地：放下禁烧宣传，可能要面对严厉问责；继续宣传，又显得不切实际、脱离群众。最终，在强大的问责压力面前，他们不得不选择前者。

这种选择背后，折射出的是基层工作的现实困境——工作的重心从“解决问题”异化为“避免问责”，从“服务群众”扭曲为“应付检查”。

政策“撞车”，需要上级统筹解围。

排涝抢收事关粮食安全和农民生计，秸秆禁烧关乎环境保护，两者都是重要的民生工作。但当它们在特殊时期相遇时，就需要上级部门的统筹协调和科学指挥。

现实却是，不同部门往往各自为政，“你管你的禁烧，我管我的抢收”，谁都要求自己分管的工作不能落下，让基层干部在夹缝中左右为难。

问题的根源在于，社会治理体系还缺乏足够的弹性和应变能力。在常规情况下运转良好的工作机制，一旦遇到特殊情况就会显得僵化和不适应。

农民的期盼，其实很朴素。

其实，农民的诉求非常简单，这个时候，他们最需要知道的是哪里能租到抽水设备，怎么抢收减损，粮食收购价格怎么样。

喇叭里天天喊禁烧，对他们来说就是噪声。

农民们的期盼很实在，就是希望村里的喇叭能多说些他们真正需要的信息，希望干部们能把精力投入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。在抢收救灾的关键时刻，他们更需要的是技术指导、设备支持、市场信息这些实实在在的帮助。

为基层“解绑”，让治理回归本质。

根治这一顽疾，关键是为基层“解绑松绑”。上级部门应当建立更加科学、多元的考核评价体系，给予基层一定的政策执行弹性空间。在特殊情况下，允许基层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工作重点。

同时，也要加强部门之间的统筹协调，避免政策“撞车”。当多项重点工作同时推进时，应当有统一的指挥协调机制，帮助基层科学排序、合理分配精力。

对于基层干部而言，也要不断提升群众工作能力，学会在政策执行中既保持原则性，又掌握灵活性，真正站在群众角度思考问题、推动工作。

治理的温度，在于理解与担当。

排涝抢收期间宣传“禁烧”，这看似荒唐的现象实则是一面镜子，照出了基层治理中的深层问题。当我们批评基层工作中的不足时，更应该思考：是什么样的体制机制，造就了这些现象？

良政善治，不仅需要刚性的制度约束，更需要弹性的执行空间和温暖的人文关怀。对上级而言，既要下达任务，也要给予信任；既要严格要求，也要理解难处。对基层而言，既要贯彻落实，也要实事求是；既要执行政策，也要服务群众。

只有建立起上下贯通、理解互信的工作机制，才能让基层干部从“唯问责是惧”的心态中解放出来，把更多精力投入到为民服务的实干中。

期待有一天，农田里的大喇叭能真正唱出农民的心声，传出基层实干的强音。那时候，我们看到的将不再是形式主义的荒诞剧，而是干群同心、共克时艰的暖心画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