也谈宣传干部要有“代表作”——从浙江宣传文章说开去

　　浙江宣传《宣传干部要有“代表作”》文章一发表，便在宣传思想战线引发广泛共鸣。文章以文艺界的“代表作”概念切入宣传思想工作领域，立意新颖，切中要害，令人深思。当我们认真审视这个命题时，或许需要跳出单一的作品维度，从更宏大的时空格局中把握“代表作”的深层含义与时代价值。

　　真正的“代表作”，从来不只是数量的累积，更是质量的突破；不单是技巧的展现，更是思想的结晶。在信息泛滥、注意力稀缺的当下，宣传干部尤需保持清醒：什么样的作品能够穿透时间屏障，跨越代际鸿沟，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精神纽带？这一深刻追问，将我们自然引向从“代表作”到“代际作”的理念升华与实践转向。

　　“代际作”的独特价值在于其超越时代的生命力与感染力。它既深深扎根于特定历史阶段的现实土壤，准确反映社会风貌与人民心声，又蕴含跨越时空的价值观，能够与不同时代、不同背景的人们产生深度共鸣。《红星照耀中国》之所以保持持久魅力，不仅在于其珍贵的历史记录价值，更在于它生动传递了人类对光明、正义与进步的不懈追求。从杜甫“安得广厦千万间”的深切忧思，到范仲淹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博大胸怀，这些穿越时空的精神财富，无不因为触及了人性深处最本真的渴望与理想，才能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。“代际作”之品格，正在于既写“一时之事”，更叩“千古之心”。

　　当前传播环境瞬息万变，培育“代际作”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双重考验。一方面，必须警惕“流量至上”的陷阱与诱惑。追求传播效果固然必要，但若一味迎合、盲目跟风，难免使创作陷入浅薄浮躁的泥沼。宣传工作者需要在热度与深度之间寻求最佳平衡，让作品既具备传播力，更葆有思想力、感染力和生命力。另一方面，要善用新技术而不为其所困。人工智能、大数据等工具应当成为内容创新的有效助力，而非创作过程的主导力量。我们要做技术的驾驭者，而不是被技术驾驭，确保深度思考不被浅层表达所取代，人文关怀不被算法逻辑所消解。

　　与此相应，宣传干部的角色定位也需要与时俱进地调整。在日益多元、互动、去中心化的传播新格局中，我们不应再满足于做单向的灌输者，而应努力成为主流价值的引领者、公共对话的组织者、社会共识的推动者。这意味着“代表作”的创作过程本身就需要更加开放包容，成为一个集思广益、凝聚智慧的社会过程，一个教学相长、互相启迪的提升过程。

　　评价体系也需要相应创新和完善。除了继续关注阅读量、转发数等量化指标外，更要建立注重长远价值与社会效益的新标准：作品是否促进了理性思考与建设性对话？是否增进了价值认同与文化自信？是否经得起时间检验而保持思想活力？一个能够引发深度共鸣、推动社会进步的作品，其内在价值远超千万个昙花一现的“10万+”和“爆款”。这要求我们建立更加科学、全面的评价机制，让真正有价值的作品得到应有的认可。

　　培育“代际作”还需要完善的制度保障和良好的创作生态。要改革现有的激励机制，给需要精耕细作、慢火熬制的“慢作品”足够的成长空间和耐心；要积极营造勇于创新、宽容失败的创作氛围，让宣传干部敢于突破思维定势和路径依赖，大胆进行思想探索和形式创新。只有在这样宽松而富有活力的环境中，真正有生命力、有影响力的作品才能不断破土而出、茁壮成长。

　　归根结底，宣传干部追求“代表作”的深层意义，在于通过扎实的专业实践和持续的创新探索，为我们的时代镌刻真实而深刻的精神印记。这种印记既要忠实地记录社会发展的轨迹和人民生活的变迁，也要能够启迪智慧、照亮未来；既要服务于现实工作需要，也要为后人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　　当我们以这样的标准自我要求、自我砥砺时，“代表作”就不再只是个人业绩的证明，更是我们对这个伟大时代的责任担当与历史贡献。每一位有理想、有抱负的宣传干部都应秉持这样的追求，以“板凳要坐十年冷”的定力和“语不惊人誓不休”的执着，努力创作出既立得住、叫得响，又能传得开、留得下的精品力作。这或许正是浙江宣传文章留给我们的最深启示，也是新时代宣传思想工作者的使命所在。

　　（郭联发）